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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红粉”新说

归档日期:05-24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红粉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之前我读过苏童先生的中篇小说《红粉》,写了变乱之际两个妓女的命运,写得轻盈灵动,富于想像气息,但没有切实的生命体验和感受,可与专门写妓女如何劳教改造的张沪女士的长篇《鸡窝》对照——后者是作家的亲历见闻。又让人联想到章诒和女士笔下触目惊心的“杨氏女”——女人把丈夫杀死,丈夫的脑袋和尸体就腌在咸菜缸里。足见,苏童远不及两位女性作家的麻辣与重口味,他写得偏淡。王干先生形容《红粉》写的是“红颜多薄命”,象征一种人格和文化(《在场》110页,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)。这样的主题,对妓女而言,冲击力是有限的

  一直没想明白,张耀杰先生的书为啥要叫“民国红粉”(新星出版社2014年2月)。

  之前我读过苏童先生的中篇小说《红粉》,写了变乱之际两个妓女的命运,写得轻盈灵动,富于想像气息,但没有切实的生命体验和感受,可与专门写妓女如何劳教改造的张沪女士的长篇《鸡窝》对照——后者是作家的亲历见闻。又让人联想到章诒和女士笔下触目惊心的“杨氏女”——女人把丈夫杀死,丈夫的脑袋和尸体就腌在咸菜缸里。足见,苏童远不及两位女性作家的麻辣与重口味,他写得偏淡。王干先生形容《红粉》写的是“红颜多薄命”,象征一种人格和文化(《在场》110页,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)。这样的主题,对妓女而言,冲击力是有限的,连苏童自己那篇著名的《妻妾成群》,都比它来得有味道,有新意,有特色。

  “红粉”系列小说,却是作家苏童的名片,通过《妻妾成群》,一直到2009年推出杰出的长篇经典《河岸》等作品表现出来。那里的红粉,去除身份影响以外,应该说都是“红颜”,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由自主,下场也都是不幸的。

  为何要统归于“红粉”系列呢?或许是历史陈迹中,秦淮河的脂粉气太香太浓,身在南京的苏童化不开脂粉情结?

  并且,“红粉”在一般人的印象里,带有诗意、诗性之美。“红粉佳人白玉杯,木兰船稳棹歌催。绿荷风里笑声来。……翠袖娇鬟舞石州。两行红粉一时羞。新声难逐管弦愁。”诗中的红粉和佳人是两个可以重叠的意象。不可逼近,又若有所及。或有或无之间,便产生了美。

  欧阳修的这篇《浣溪沙》词,当是从唐朝杜牧的诗演变而来。那是位专门唱赞红粉佳人的风流才子,沾沾于“十年一觉扬州梦,赢得青楼薄幸名”。杜牧在《兵部尚书席上作》里早已写过“两行红粉”。

  回首再看更古老的《古诗十九首·青青河畔草》里的“娥娥红粉妆,纤纤出素手”,那实在是一种想像里的美、青春的美。这样的美是不能拉长放大的。

  张耀杰偏偏要拉长,再放大,旁征博引,功力十足,把来龙去脉、谬误讹传都清理干净,读得人津津有味。

  他书里的“民国红粉”,非指妓女,也与“红颜薄命”不合,涉及的女人包括了隆裕太后、宋庆龄、何香凝等长相上美丑不一的政界人物,也包括赛金花这样的名妓,还有萧红、卢隐、冯沅君、阮玲玉、冰心等文艺界前辈,以及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这类的实业家。再有些政客的夫人、如夫人以及烈士。口味众杂。

  张耀杰所谓“红粉”,在我看来,其共同点在于都是女人,在各行各业有一定的地位,有个性、有想法,命运带有传奇成分。似乎和一部电影的名字“乱世佳人”更切近。但“乱世佳人”只写了女主人焕发青春那一段,是真正意义上的“佳人”,《民国红粉》涵盖的却是女人一生的经历,距“佳人”有一些差距。

  全书写得有新意和创见,史料挖掘也颇为深入。比如王右家、萧红等民国红粉的故事。

  大美人王右家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青梅竹马,很可能她就是曹禺的初恋。曹禺戏剧里的不少人物,像《日出》里的陈白露、《桥》里的梁爱米,原型就是王右家,但经过了虚构和改头换面。要不是曹禺晚年口述,常人是很难知情的。

  1931年,24岁的王右家从美国回来,和年长12岁的大报社长罗隆基偶遇,便一见钟情。罗隆基不愧是情场老手,蛊惑她,让她头脑发热,和他“不顾一切地婚外同居并且四处招摇”。只因老罗的一句话:“你这么美丽,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,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彩、赞美,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,平添生气。”

  2001年,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曾在《一片青山了此身——罗隆基素描》中说:“分手后的王右家,嫁了个富商。为此,遗憾又感叹的罗隆基曾对父亲说:‘真是可惜呀,嫁作商人妇。’”

  适成对比的是他对章诒和的炫耀:“别看我现在是这么一副倒霉的样子,遥想当年,你罗伯伯在清华读书就很出些风头。五四运动时,我是清华学生的领袖人物,有‘九载清华,三赶校长’的故事。从英美留学归来,也神气得很哪!《晨报》社长兼《益世报》主笔,还在南开任教,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。蒋介石请我当部长,我在庐山给他讲过课。”

  “红粉”毕竟是和她们所依托的男人及其附属的社会,命运接近的。其身世越是跌宕、惊险,不能自主,时代和社会就愈发起伏、翻搅,生命在绞肉机上碾压的程度也就愈加惨痛、悲壮。

  当然,争议颇大的是萧红。张耀杰认为她“应该是一个类似‘花痴型’的病态女性,她总是寻找和吸引与她一样有依附心理的病态男子。从萧红17岁时的远亲表哥陆振舜开始,到汪恩甲、萧军、端木蕻良,没有一个是具有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和家庭责任感的健全男性”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说,作家都是“病人”。萧红后来的男人萧军、端木蕻良也都是作家,这些人都有“病”。这种“病”对于生活、对于理性来说,或许是不“健全”的,要不得的,却造就了文学。

  文学是绝活,成在一个“绝”上,那就是与众不同,也就是妙不可言、绝了。它需要和人物心心相印,需要读者来体贴感应。

  国家不幸诗人幸。萧红的“病态”完全是天才的标志,不能讲理。正像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一样。

  在这里,倒是纯粹的文学家、诗人杜牧、苏童们,更为体贴,带着同情、欣赏、喜爱的目光,温柔地呵护,内心深处对“红粉”有一股疼惜之情。

  作为优秀学者的张耀杰,靠资料说话,有多少资料,说多少话,自不必走文学家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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